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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探討】華僑與日本中華飲食文化的本土化——以長崎“雜拌面”和函館“中華漢堡包”為例
李斌斌
2018年02月24日14:35  來源:中國僑聯

作者:王維,女,日本國立長崎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海外華人和唐人街文化與社會。

本文選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7年第4期。注釋略。

 

 

在日本,中華料理與西洋料理、日本料理並列為三大菜系之一,已成為日本國民性料理。中華料理傳到日本后,很多逐漸按日本人的嗜好和口味改造加工,成為帶有外來文化特色的日本料理。中華料理在日本的傳播、普及和創新與日本華僑緊密相關,是華僑本土化和打造地域文化的“文化資本”。目前,有關日本中華飲食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中國飲食文化(包括中國少數民族飲食文化)研究和中日飲食文化的比較研究等﹔二是日本接受外來飲食文化(包括中國飲食文化)方面的研究﹔三是有關拉面、餃子等日本化的中華料理的研究﹔四是經營學和市場營銷學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外國飲食文化的發展和日本化的中餐如何打入日本市場的個案進行的。目前這些研究,很少從華僑華人研究的角度出發來關注中華飲食文化的日本化與華僑華人本土化及其與社會文化資本的關系。

 

以往有關華僑華人經濟企業、企業家、華人經濟網絡等方面的研究多強調地緣性和跨國性,認為社會關系、社會團體、社會義務和社會信用構成了社會資本的關鍵特征,同時也是華人商業網絡形成與發展中的基礎力量。在華人企業家網絡的形成過程中,血緣和地緣關系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傳統的中華文化則是華人網絡的精神支柱。海外華人經濟的國際化和本地化,使得華人以所在國或地區為基礎的經貿網絡迅速發展擴大,進而形成一種超越國界,並在世界市場內將經營資源優化結合的開放式網絡。特別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信息技術革命突飛猛進的今天,傳統的華人經濟網絡已被賦予新的內容與意義。

 

19 世紀末九州長崎華僑發明的雜拌面(Champon)及北方函館華僑1987 年創立的“幸運小丑”(Lucky Pierrot)中華漢堡包,它們都以中華料理為基礎,成為影響力廣泛的著名品牌。本文將通過“雜拌面”和“幸運小丑”中華漢堡包的日本南北兩個實例,來探討中華飲食文化在日本的變遷和發展模式。

 

 

一、長崎與函館的社會地域特點

 

 

長崎是日本華僑的發源地,歷史上曾經是東亞、東南亞多邊貿易的重要中繼中心,400 多年前即有華商渡航到長崎與九州各地。幕府頒布了對基督教的禁教令后,為保持貿易穩定,華商建立起分別代表各祖籍地的佛教寺院—唐四寺,來証明自己是非基督教徒和祭拜海神媽祖的信仰,由此形成了以唐四寺為核心的四個地緣社會組織。唐人所進行的各項活動對日本社會的經濟貿易和文化領域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並成為長崎華僑社會與日本社會逐步融合的重要文化資本。

 

1858 年日本開港后,伴隨著以長崎唐館為據點的貿易體制的瓦解和新開埠的自由通商,一部分華僑向新的開港口岸移動,而與長崎華僑有親緣關系的福建北部華僑的增多,使得華僑社會逐漸成為以福建北部華僑為主體的福清幫社會。雖然目前長崎不是日本華僑的聚居中心,作為文化主要載體的老華僑人數也隻有400 人左右,但是他們卻保留了其獨特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部分傳統文化在長崎獨特的歷史軌道中被重新構建(如長崎燈會等),不僅成為象征華僑走向本土化以及族群性的文化符號,而且成為長崎社會發展的重要文化資源。長崎雜拌面之所以能夠成為長崎的地域特產,正是由於華僑文化的影響和長崎具有接受外來文化的歷史土壤。

 

函館是北海道西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函館華僑社會的發展與函館開港(1858 年)幾乎是同時開始的。早期華僑以廣東籍為主,作為買賣中介或翻譯、司帳和買辦等與歐美商人一起來到函館。之后,在日本國內佔據貿易優勢的江浙商人(“三江幫”)陸續經長崎、神戶等地來到函館從事海產品貿易,並逐漸取代了廣東商人而成為函館華僑的主要勢力,他們出資建立了函館中華會館。

 

1899 年,日本“內地雜居令”公布后,以商業為主要生計的福建北部華僑逐漸增多。由於函館華僑居住分散、人數較少,函館沒有形成同樣是開港城市的橫濱、神戶以及長崎那樣的唐人街。二戰期間,有實力的“三江幫”陸續回國,函館也演變為以“福建幫”為主的華僑社會。據2015 年日本外務省的統計,目前函館新老華僑華人總數為376 人。

 

函館與長崎都是開港口岸,同處於明治維新后日本城市和華僑社會的邊緣,但兩地的華僑社會卻呈現出了不同的本地化特征。函館華僑的文化資源雖遠不及長崎,但作為日本早期的開港口岸之一,有接受中西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包括飲食文化)的傳統。本文案例“中華漢堡包”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由於函館具有接受外來文化的土壤。

 

 

二、日本接受外來飲食文化的歷史

 

 

(一)日本中餐發展簡史

 

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的歷史非常悠久,隋唐時期日本引進的中國文化成為今天日本傳統文化的基礎。日本由於其海上島國的地理環境,歷史上從未成為中華帝國的從屬國家,與東亞其他陸地國家相比相對更獨立。日本並沒有接受完整的中華文明體系,而是將其分為若干要素,在日本文化背景下按照所需有選擇地接受。因此,日本形成了雖然受到中華文明強大影響卻脫離中華文明脈絡的日本式的文化。飲食文化方面也不例外。

 

從飲食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來看,日本引進和接受中華文明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隋唐前后。前期是朝鮮半島被新羅統一后,中華文化通過從百濟和高句麗流亡到日本的移民進行傳播,后期則是公元6 世紀后,通過遣隋使和遣唐使進行傳播。這一階段,由國家主導的中華文明接受對象主要是宮廷和寺院。中國式的點心和乳制品最早出現在宮廷宴席上,還包括一些餐具制作和筷子湯匙的使用習慣。平安時代佛教由中國傳入,至奈良時代成為國家宗教,出於學習教義等目的,很多僧侶作為國費留學生被派到唐朝,由此,中國禪宗僧侶的飲食習慣和精進料理(齋食)等也相繼傳到日本寺院。

 

第二個階段是江戶時代以唐寺為媒介的中華料理的傳播。普茶料理便是這一階段的典型,它是由應邀前來長崎興福寺的中國隱元法師傳到日本的精進料理。普茶料理與寺院的“茶禮”文化有關,“普茶”意為“請所有僧眾飲茶”,飲茶之后有謝茶習慣,即眾僧圍桌就餐。圓桌形式的飲食習慣亦是伴隨黃檗宗文化傳到日本的。而被認為是日本最早中華料理的“卓袱料理”也誕生於長崎的貿易時代,它是長崎人在普茶料理的配餐基礎上,結合葡萄牙式西餐等創造而成的具有長崎地方特色的中餐宴會料理。

 

江戶時代傳入日本的中國料理並沒有在日本普及,目前日本的大部分中華料理,是1858 年橫濱開港后,隨著中西方商人傳到日本的,這就是第三個階段。橫濱開港資料館保存的資料顯示,當時在橫濱的中國人和西方人所食用的中餐與當今橫濱的中華料理更為相似。20 世紀初期,中華街開始出現面向日本人的餐館,同時中華街以外的地方也出現了日本人開的中餐館。1923 年前后,東京有1000 多家中餐館,這些中餐館的老板和廚師大多是日本人,提供深受當地人歡迎的快捷菜,這些菜式經過日本式的加工,逐漸演變為成日本式中華料理。這一階段,日本還出版了《簡單易做的中餐小菜》《面向家庭的中餐》等中餐普及讀物。

 

最受歡迎的中餐是“支那面條”。日本人喜好面條由來已久,這也是有中華料理淵源的拉面能夠為日本人所接受並普及的重要背景和原因。二戰結束初期,作為戰勝國國民的華僑接受了來自美國的物質援助,一些華僑將剩下的物品拿到黑市上去賣,換取資金開辦簡單的食堂和小吃店。當時的日本物資嚴重匱乏,面條、炒飯等簡單的料理很快為日本人所接受。之后,在中國東北等地居住過的日本人又將餃子等帶回日本,於是面條和餃子逐漸演變為日本式的拉面和鍋貼,皆成為民眾喜愛的料理。

 

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統計,目前日本中餐店(包括拉面店)總數為55,095 家,每10 萬人口中大約有47 家中餐店。可見日本人對中餐的喜好。

 

(二)西方飲食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前述“卓袱料理”中的一部分是葡萄牙式西餐,又稱南蠻料理。1543 年,一艘載有葡萄牙人和葡萄牙火炮的中國商船漂到九州南部種子島附近,這是西方人最早進入日本的事件。從飲食文化來看,這一時期西方人的飲食習慣和烹飪方法等傳入日本,給日本的飲食文化帶來一定的影響。江戶時期,長崎人將西餐的主要材料由肉改為魚,用醬油和豆醬代替乳制品,成為傳至今天的日本式的南蠻料理。

 

明治維新后,西方料理正式進入日本。鴉片戰爭改變了日本接受外來文化的態度,即不再以中國為尊,而視歐美文化為先進,這也是西餐早於中餐在日本建立正統地位的歷史原因之一。為了使日本人強壯,日本在接受西方科學知識的同時,也極力提倡西方人食肉的飲食文化,並建立國家性的肉類、乳制品類生產制造和販賣公司,不僅在軍隊中率先實行肉類和乳制品類的配餐,也制成罐頭等在民間推行。

 

19 世紀70 年代,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出現了日本化的牛肉火鍋店(sukiyaki),之后迅速在全國普及,“洋食店”也在各地登場,提供合乎日本人口味的,以米飯為主食的改良西餐。20 世紀初期,東京的洋食店達到1600 多家。現在與拉面並列為國民料理的咖喱飯也是這種改良的產物。面包在日本的普及則是在戰后經濟迅速發展的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快餐文化的進入起到了推動作用。

 

從以上日本接受中西飲食文化的軌跡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拉面等面條類的喜好,是雜拌面能在日本普及的文化背景,而日本人對漢堡包的喜好則與日本人接受肉類和面包等飲食習慣有關,也是函館中華漢堡包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長崎雜拌面與函館中華漢堡包

 

 

(一)長崎雜拌面的發展歷程  

 

 1. 長崎四海樓與雜拌面的歷史

 

長崎四海樓是來自福建福清的華僑陳平順創立的中華料理店。陳平順1892 年來到長崎,最初是行商。七年后,他與幾個朋友租借了廣東會館的房屋作為四海樓最早的店面,后來他獨立經營。陳平順能夠移居長崎生活立業是靠著親友的幫助,因此他站穩腳跟后也常常幫助后來的華僑和留學生。為了使他們吃得好一些,增添在外生活的勇氣,陳平順用傳統的豬骨頭湯、長崎近海出產的海產品、豆芽、卷心菜等材料,將福建的“肉絲湯面”改造成價廉物美的長崎雜拌面(Chanpom),早期被稱為“支那饂飩(udon)”。

 

Chanpom(ちゃんぼん)一詞在日語中意為“摻和”,是江戶時代出現的詞語,語音起源於中國樂器鉦的“嗆”和鼓的“嘭”。對於長崎雜拌面的來源,四海樓第四代經營者陳優繼認為,它是來自於福州或閩南方言中吃飯的發音,即sepon 或japon。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有叫做campur 的料理,日本沖繩也有一種炒菜叫chanburu,這些菜肴不僅名稱和發音與chanpom 極為相近,而且混合多種材料一起烹飪的方法也相同。可見Chanpom 一詞可能蘊含了長崎與東亞、東南亞文化上的交流互動,但究竟如何還有待今后考証。

 

物美價廉的雜拌面不僅受到當時留學生的歡迎,也很快在華僑居住區普及,並得到了長崎本地人的認可,這不僅與當時長崎社會大眾的飲食習慣有關,也與四海樓的師徒關系網絡有關。據陳優繼介紹,當時開雜拌面店的店主都曾在四海樓當過學徒。當時外出就餐的習慣尚未普及,外賣是普遍的形式,四海樓制作了外賣用的餐具,並將其傳授給其他雜拌面店。當時四海樓懸挂寫有“支那料理四海樓饂飩元祖”的招牌。1905 年12 月25 日,《東洋日之出》報刊登了標題為《四海樓的台灣藝伎》的報道,其中描述了當年前來四海樓食用“支那面條”的客人絡繹不絕的景象。1907 年出版的《長崎縣紀要》中以“書生喜好的料理— Chanpom”為題,介紹雜拌面是學生喜愛的料理。

 

四海樓開業后的8 年間,長崎市出現了十幾家雜拌面店,大部分是華人開的。當時一碗雜拌面是四錢到五錢,而一個面包大概是十錢,即一碗雜拌面比一個面包便宜近一倍,這也許是雜拌面能受到長崎華僑和當地人歡迎的主要原因。1909 年4 月5 日,《東洋日之出》報又以《長崎的名物名產》為題作了報道,把雜拌面稱為簡單便宜的長崎特產。1914 年發行的《長崎指南》中,也將雜拌面作為長崎最流行的特產進行介紹,還將其寫入歌謠中。這表明,20 世紀初,雜拌面已經被長崎本地社會所認同,正如 1938 年出版的《長崎論叢 22 輯》中所述,“ Chanpom”既不是漢語名字,也不為中國人所知,是中國所沒有的而長崎特有的珍品。

 

二戰后,作為長崎中餐館的頭牌菜,雜拌面逐漸演變為長崎鄉土特色菜和旅游資源,出現了更多由日本人經營的專賣店,在日本有較高的知名度。慕名前來光顧元祖四海樓的客人,除了一般的本地客和外來旅游者外,還有日本國內外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昭和天皇的兄弟和太子,以及挪威國王五世及夫人等。

 

2. 長崎雜拌面在日本的大眾化

 

與長崎雜拌面的普及有直接關系的是長崎濱勝餐廳。濱勝餐廳是由日本商人米濱豪及其兄弟幾人創建的。米濱一家出身於日本鳥取縣,長子米濱豪20 歲便離家闖蕩天下,1954 年來到長崎,1959年開始開酒吧為生。之后,他參加了商業界為飲食行業經營者舉辦的各種演講活動,學到了一定的經營知識和理念。1962 年,米濱豪在對東京等地進行市場調查后,決定做炸豬排這一日本人喜愛的西餐生意,與其兄弟們在長崎開了濱勝豬排店。1968 年,又開了一家卓袱料理專門店“鄉土料理別館濱勝”。

 

1970 年大阪世博會后,飲食行業發生了新變化。世博會中展出的連鎖餐飲店美式中央廚房等在日本飲食行業中引起了很大反響。之后,美國雲雀餐飲(skylark)、甜甜圈(mister donut)等也相繼在日本開辦連鎖店。同時,日本經營界也出現了“Pegasus Club”和“商業界”等專門研究和培訓連鎖店經營者的機構。米濱豪參加了這類培訓班,決心開發新產品,向連鎖店領域進軍。

 

二戰后至20 世紀60 年代,日本面條產業得到很大發展,拉面成為日本人最喜愛的大眾料理之一。60 年代后期興起的“札幌拉面”是早期日本連鎖店的成功案例之一。當時在長崎以外的地方很少能吃到雜拌面,米濱豪決定以長崎雜拌面為產品開發連鎖店。米濱兄弟用了半年多的時間進行研發,1974 年,店名為“長崎chanmen( ちゃんめん)”的第一家店在長崎正式開業。由於價格便宜味道獨特,受到了當地人的歡迎,不久后又開了3 家連鎖店。

 

后來,米濱兄弟將企業整合為濱勝卓袱料理店、濱勝豬排連鎖店以及長崎Chanmen 連鎖店3 項,1977 年起在九州各地建立工廠開設連鎖店,1979 年將企業本部設在東京,並開始在全國各地建立連鎖店。1982 年,企業正式更名為“Ringer hut( リンガーハット)”(格林小屋)。

 

目前,格林小屋擁有長崎雜拌面連鎖店600 多家,濱勝炸豬排連鎖店114 家以及長崎濱勝卓袱料理總店一家。長崎雜拌面連鎖店供應的都是日本人喜愛的中華料理常見菜。格林小屋在美國、泰國及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也建立了特許經營連鎖店,而且陸續在東京和大阪等地上市,社長也兩次獲得日本皇家最高獎藍授褒章。

 

長崎雜拌面已成為日本的大眾料理,除了格林小屋,以長崎雜拌面為基礎打造的各種風格的雜拌面也遍布日本各地。如在日本關西地區有58 家連鎖店的“近江Chanpom”。長崎發源的“Chanpom”文化也傳播到海外,據稱韓國雜拌面也源自長崎。

 

長崎是雜拌面的發祥地,雜拌面是長崎中華料理的代表,同時也是長崎的文化旅游資源。長崎人對雜拌面喜歡至極,雜拌面店遍布長崎各個角落,從高級酒店到街頭小店都會提供雜拌面,經營者既有華人也有日本人。來長崎的游客也會光顧長崎中華街等地的中餐店吃雜拌面。四海樓作為元祖,每天的客人更是絡繹不絕,其經營理念與后述函館的事例不同,是以老字號和品牌為本,不建立分店和連鎖店。

 

(二)函館中華漢堡包店與華僑社會資本和網絡的形成

 

1.白手起家,標新立異

 

漢堡包店幸運小丑(Lucky Pierrot)的經營者王一郎是神戶出生的第二代華僑,祖籍福建高山縣。他父親於1930 年前后經同鄉親友相助來日,初到時也以行商為生,后獨立創辦企業。王一郎是長子。由於戰后神戶同文華僑學校校舍尚未復建完成,王一郎被送進日本小學讀書,是兄弟姐妹中唯一不懂漢語的人。他於商業高中畢業后,因當時華僑在日本就職難,聽從父親的安排去了千葉親戚的公司,在公司裡學到了一些經營的本事。王一郎本身是商家出身,頗具經商頭腦。之后在親朋幫助下,王一郎獨立開辦了兩家中華拉面店。他拜托父親從橫濱請了精通廚藝的親戚做廚師並教授他烹飪手藝。

 

王一郎27 歲因結婚來到函館,開始獨立經營中式主題時尚酒吧。之所以沒有開中餐館,是為了避免與父輩在同一行業成為競爭對手。他天性好勝,喜歡標新立異,大膽創新,以獨特的經營方式和創造性的菜單在同行業中立足,在函館市內擴展到10 家店鋪,擁有一百多名員工。在酒吧的經營過程中,王一郎結識了長崎一位有名的中餐館老板,由於祖籍地和姓氏相同,二人一見如故。經其介紹,王一郎參加了“商業界”專為經營者們舉辦的定期研修會。研修會使他受益匪淺,學到了很多市場營銷的理論實踐,並結識了一些同好,成為之后他擴大社會關系、建立商業網絡、積累成功之社會資本的重要機遇。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他將酒吧轉手,開始了新的創業。

 

以上可見,從神戶畢業后來千葉這一階段,王一郎的就業和開店是靠著親戚關系,即血緣親緣的網絡。這個網絡還令他掌握了今后不可缺少的兩樣資本,即生存技能和經營技能,為他以后更大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王一郎移居函館並在此立足依靠的是姻親網絡,其在創業中所遵守的不和父輩成為競爭對手的哲學,是出自於傳統中國的“孝”觀念,他的經營內容也是以中華文化為資本。酒吧的經營使王一郎建立了地域社會網絡,與同鄉經營者的相識,更為他打開了通往成功的智慧大門,擴大了新的網絡,並通過這一網絡又獲得了新的資本和擴大社會網絡的機會。

 

2. 幸運小丑的開拓和發展

 

時尚酒吧之后的兩年裡,王一郎曾同時開過中式和西式兩家餐廳。雖不成功,但也掌握了中餐和西餐的廚藝,為以后創制中西結合的漢堡包打下了基礎。

 

王一郎考慮的是,如何開創一個既不同於普通的中餐館,又包含中華文化資本,且能為當地民眾所接受的企業。一位在美國生活的朋友對他談起當地受歡迎的漢堡包店(當時遍布大街小巷的普通的“父母店”),他受到啟發,決定挑戰漢堡包店。經過對東京等大城市漢堡包市場的調查,他選擇了認為有開發潛力的函館海邊地區,即1988 年開始開發的函館海邊紅磚倉庫旅游景點,於1987 年開辦了第一家“幸運小丑”漢堡包店。

 

幸運小丑漢堡包與其他漢堡包的區別是,漢堡包大出一倍,裡面夾有中式雞肉和本地產的生菜,稱為中華漢堡包,此外古老肉漢堡也非常受歡迎。中華漢堡包成為幸運小丑的招牌。至今,在隻有27 萬人口的函館市內和郊區共有17 家連鎖店,菜單種類達100 種,每年客人有200 萬以上人次,佔函館地區漢堡包市場的60%,連續多年獲得日本全國“生意最興隆的地方漢堡包”之稱。

 

幸運小丑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發展,除了華人的開拓精神外,還因為其經營戰略與長崎雜拌面的本土化和普及相似。如同布爾迪厄所指出的,社會資本的形成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深思熟慮的投資策略帶來的結果。王一郎的智慧與網絡的構建更多來自於對商業界研修活動的投資,通過這些活動,他不僅結交了很多國內外著名企業家和理論家,使他們成為其有機的網絡,同時通過學習和實踐,建立了地域社會關系紐帶。

 

其一,王一郎之所以把企業的范圍限於函館,而不向其他城市發展,是受到藍契斯特法則第一位主義的影響,即在本地以其差異化的產品保持佔有率第一。他剛開始開漢堡包店,就戰略性地選擇了沒有競爭對手,即人口密度稀,又趨向高齡化的函館靠海岸的西部地區。之后他的連鎖店全部開在函館,從而達到了在當地樹立第一位企業形象的目的,提高了知名度,成為新聞媒體的採訪對象、高等院校的研究對象和經營教科書中的范例。

 

其二,貫穿地域貢獻的事業關聯營銷原則。首先是“地產地食”,目的是通過生產者和消費者關系的可視性,建立地域人際關系、保護環境、振興地域經濟發展。同時,通過對本地食用資源的重新認識,創造和繼承地域飲食文化。其次,定期進行地域各界參與的垃圾處理、義務清掃和植樹造林等環保活動。幸運小丑曾多次獲得北海道道廳頒發的環保大獎。通過環保活動,幸運小丑與顧客和地域建立了各種紐帶關系。此外,幸運小丑還參與支援中國和日本災區的活動。

 

其三,實行“顧客滿足經營”和“職工滿足經營”並重,顧客和員工一體化,一起創造企業文化共生共存的環境。

 

3.文化網絡——家鄉、家庭與認同

 

王一郎認為自己身上最中國的部分是父親留給自己的遺傳基因。父親出身於農村,16 歲來到日本闖世界,具有開拓精神。父親精力旺盛,與時俱進,在世人眼裡也許不如他看起來成功,但從未停滯不前,保証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王一郎繼承了父親富有好奇心、敢於冒險的開拓精神。同時他還學到了母親謹言慎行,不過分苛求,萬事通過自己努力,腳踏實地的處世哲學。與父親不同的是,王一郎的企業在保障家庭的同時,還靠自身的資本、經驗和財富為地域做貢獻。這既是華僑王一郎的本土化過程,也是與地域共命運、同發展的過程。

 

王一郎雖然不會說普通話,但他從未忘記過自己身上流著中國人的血,他遵循中國傳統,以家族為本,為家族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公司的繼承人是他的大女兒,她是三女兒中唯一沒有進過僑校的孩子,畢業於神戶商科大學,曾在市場營銷公司工作了4 年,學習積累了商業理論和經驗。在商業背景和文化背景上,他與大女兒非常相似,這也是父女倆默契合作的一種紐帶。父女倆都持中國護照,對中國文化又憧憬又困惑,所不同的是王一郎認為自己是華僑,是中國人,而女兒則認為除了吃中餐以外她是函館人。

 

王一郎曾隨函館華僑總會前會長一起去過福州等地。曾為僑鄉多次捐款,蓋學校。家鄉的人們對他們表示了熱烈的歡迎和感謝之情,使他感受到作為華僑的驕傲。

 

父母過世后,王一郎擔當起王家當家人的角色,於20 多年前組織了王家會,每年王家子孫親戚輪班做東聚會一次。通過聚會,大家不僅可以加深親情,也可以交換信息網絡,學習新的知識,共享資源,共同發展。

 

王一郎每年在中國清明節和日本盂蘭盆節都會去中華墓地掃墓,也會定期去中華會館祭拜關帝、觀音等,這是他心裡的一種寄托。

 

 

四、結語

 

 

長崎雜拌面和函館中華漢堡包能與日本社會一體化的大背景是中華飲食文化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產品的地方化、差異化,對文化資本的解釋、選擇、開發,以及企業家的活動、消費者意識、市場網絡關系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雜拌面和中華漢堡包能夠與日本社會一體化的主要原因和背景是:(1)長崎和函館對外來文化吸收和傳播的土壤是雜拌面和中華漢堡包能夠地域化的歷史條件﹔(2)日本外來飲食產業的發展及日本人飲食習慣的變化,如中華料理的普及,消費者的意識改變等﹔(3)美國連鎖店經營方式的影響﹔(4)日本式的企業文化和市場營銷理念,如華人和日本人的企業家精神。

 

從縱向的歷史觀點來看,長崎和函館的華人企業家雖然不是跨國企業家,但是他們與其他出身福建的成功企業家有一定的共性。他們具有成為當地人的願望,又勤勞努力,審時度勢,適應環境,並將這些優點轉化為生意上的優勢。他們和傳統華商一樣具有先見之明,白手起家,標新立異,量力而行,信用第一,而在運用企業文化和經營戰略上,華人企業家則和日本人企業家有不少共同之處。

 

從橫向角度來看,函館企業家又具有特殊性。首先,函館華人企業家的特殊性在於,與非華人(日本人,非血緣地緣關系)建立的非制度性網絡在其商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其社會資本的形成是與地域貢獻密切相關的,而這種地域貢獻不是傳統的對祖籍地的貢獻,而是對居住地的貢獻。通過這種地域貢獻他們與當地建立了緊密的關系和信用,從而與日本社會一體化。其次,其社會資本中雖然有血緣和地緣的因素,但他們的成功已經不能歸因於這兩個華人獨特的傳統因素。

 

長崎和函館的兩個案例中,企業生產者和消費者均以日本人為對象,用中華文化要素作為產品差異化的資本,創造了新的飲食文化傳統,實現了完全的地域一體化,這一過程也是華人企業家在日本本土化的過程。與日本社會一體化是中華飲食文化在日本發展變遷的主要模式,體現了日本在接受外來文化方面的獨特性。長崎雜拌面和函館幸運小丑中華漢堡包具有的本土色彩,為非跨國性的華人經濟和企業家研究、華人本土化研究以及中華文化在海外的發展研究提拱了富有實踐意義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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