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外學界關於智利華僑華人研究的成果還不多見，李春輝、楊生茂主編的《美洲華僑史》，陸國俊的《美洲華僑史話》，高偉濃的《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移民史、社團與文化活動遠眺》等關於拉美華僑華人歷史方面的著作中偶有涉及智利華僑華人的論述。台灣學者周麟的《智利——中國：移民與雙邊關系（1845 —1970）》雖然側重對智利華僑移民歷史的研究，但由於研究時段所限，該書對智利中國新移民的研究並無涉及。李仁方、陳文君對智利華商的生存發展及面臨的挑戰進行了論述，並以智利華商聯合總會為例，對其幫助廣大華商融入智利社會和樹立良好國際形象的積極作用加以闡述。本文在文獻爬梳、調查問卷及訪談的基礎上，對智利華僑華人移民的歷史軌跡及現狀進行探析，希望有助於細化、深化學界對智利華僑華人的認識。

（一）19 世紀的秘魯華工與智利華僑

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智利第一次出現中國人的記載是在1850 年。“當時的智利共和國聖地亞哥大區區長杰明維古納在距離首都100 多公裡外的奇約塔見到10 個中國人在一家私人庄園工作。之后，他在智利北部又看到大約50 名華工。”這可以說是中國移民在智利的最初記載。現有資料很難考証這些華工是如何到達智利的，但很有可能是從北邊的秘魯進入智利境內。

1879 —1883 年，智利與秘魯、玻利維亞因爭奪南太平洋沿岸阿塔卡馬沙漠硝石、鳥糞礦產地，爆發了南美太平洋戰爭。智利軍隊的一位指揮官帕特西奧·林茨發現並解救了一批中國苦力，獲得自由的中國人便自發加入智利軍隊。

戰爭期間，被智利軍隊佔領的秘魯地區的華工，也把智利軍隊看作解放者，而對他們表示熱情歡迎和支持。“智利政府對此十分感激，因之對華僑的態度也較好。當地人民同華僑也能友好相處，有不少華僑與當地婦女結婚。”1881 —1883 年，先后有數以百計的華人從戰亂的秘魯來到智利工作，身份從苦力變成了普通的合同勞工。目前所能看到的記載有：“1881 年，智利輪船門多薩號載著80 名中國人從秘魯齊默特（Chimbote）來到智利的硝石礦區工作﹔1883 年，180 名華人從秘魯卡亞歐港（Callao）乘船來到智利的華尼堯斯（Huanillos）。”1884 年，南美太平洋戰爭結束，追隨智利軍隊的中國苦力絕大多數留在了智利佔領的秘魯領土即現在的智利領土上。

總體來說，此時期智利華僑華人總數不多，但增長迅速。根據智利1885 年的人口普查統計：“1875 年智利華僑華人僅有122 人，而10 年之后的1885 年增長到1164”。

（二）20 世紀初至70 年代的智利華僑華人

與19 世紀相比，20 世紀上半葉智利華僑華人人數沒有明顯增長，且主要集中在北部硝石礦區一帶。據統計，1907 年，1919 名智利華人中，聖地亞哥隻有87 人，而北部硝石礦區塔拉帕科（paratacá）則有1335 人。1920 年前后，聖地亞哥的華人沒有增加，反而下降，隻有62 人。而當時華僑華人之所以集中於智利北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北部更容易賺錢。以當時的工資水平計算，在硝石礦山或鳥糞礦場工作，每天的收入是2 比索﹔而當時城市工人的日收入隻有1 比索﹔智利南部工人的收入更低，每天隻有0.7~0.9 比索。

20 世紀初的智利華僑華人有兩個特征值得關注：一是職業逐漸變得多元化，從清一色的華工向多元職業發展﹔二是移民方式與過去大不相同。1900 年之后來到智利的華人主要是通過親屬和朋友的邀請，而不再是以苦力的身份前往智利。

當時華人在智利的職業主要是開雜貨店、牛肉店和在硝石礦區打工。1913 年，在硝石礦區附近的村鎮，中國人的雜貨店已經發展到92 家，牛肉店6 家，咖啡館2 家，還有一家旅館。另據1926年北部城市塔拉帕科（paratacá）大區政府對華人經商情況的調查顯示：共計350 家中國商戶中，有269 家雜貨店，32 家牛肉店，7 家面包房，7 家餐館，6 家理發店，5 家進口公司，4 家隻提供晚餐的飯館，3 家洗衣店。這一數據表明，智利華人從19 世紀末以打工為主，逐漸發展到以經商為主、打工為輔。

20 世紀30 至70 年代，智利華僑華人的數量不但沒有明顯增長，反而呈現下降的趨勢。如下表所示，智利華僑華人總數由30 年代的1600 多人減少到70 年代的不足千人。這一方面是由於智利逐漸收緊了移民入境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國內動蕩的社會形勢等因素所致。根據1944 年中國駐智利公使館的報告，華僑華人中僑民有1500 人，華裔有3000 人，總計4500 人，從這個角度來講，智利華人的數量反而是增加的。到70 年代初期，智利經濟紊亂，通貨膨脹加劇，不少華僑遷往鄰國謀生。此外，有一部分華僑已經加入當地國籍，其后代已經不屬於華僑的范疇了。據1982 年統計，旅居智利的華僑有800 人，另有智籍華人2000 人。

至於人數減少的地區，尤以塔拉帕科大區（首府為伊基克）為首，華僑華人由20 世紀30 年代的856 人減少到70 年代的131 人。究其原因，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及經濟危機之后，智利北部的硝石產銷量所佔世界總量的比重由60% 下降到10%，這是華人離開北部礦區南下尋找謀生機會的主因。華僑華人一路從伊基克南下，有些在沿途的城鎮覓得生存機會，有些則一直往南到達首都聖地亞哥並定居下來。因此，在此期間聖地亞哥華僑人數則由區區29 人增加到304 人。這與智利智京中華會館前主席胡金維先生的印象是一致的。據他介紹，在他1979 年到達聖地亞哥時，聖地亞哥僅有兩三百華僑華人，他們主要從事餐館業，而且大多數餐館業都是從以前的牛肉鋪轉行而來。

目前關於智利華僑華人的總數，並沒有准確的統計數據。筆者對智利華商聯合總會會長王何興進行訪談時得知，“目前旅智僑胞大約為3 萬人”。而另一位旅居智利30 多年的僑領胡金維對此也持相同看法。通過相關文獻資料及抽樣分析發現，現今智利僑社具備以下特征。

（一）智利僑社新移民社會的特征尤其明顯

前述提到，20 世紀70 年代智利華僑華人不過數百人，可見如今這3 萬左右華僑華人絕大多數是中國改革開放后前往智利的。僅1979、1980 年兩年時間，到達智利的華僑就達數百人。此后，經歷了20 世紀80 年代后期及90 年代初短暫的移民潮后，在聖地亞哥的華僑華人就已超過1000 人，他們大多數來自廣東，以家庭移民的方式前往智利。學界通常意義上的新移民均指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后出去的移民，而智利僑界則通常將這個時間點界定在2000 年，即2000 年以前到達智利的移民均稱為“老僑”，2000 年后前往智利的移民則稱為“新僑”，這也是智利僑社新移民社會特征的有力佐証。

（二）智利華僑華人的來源地呈小集中、大分散的特點

廣東是智利華僑華人的最大來源地，尤以江門鶴山為主。據2011 年統計，鶴山在智利的華僑華人約為5781 人，大部分居住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據鶴山市外事僑務局有關負責人介紹：“鶴山現有智利僑胞已達1 萬人，每月往來智利與鶴山的僑胞即有200 人之多。”比較典型的是鶴城鎮潮邊坑村，全村僅有700 多人，而30 年來通過家庭移民方式前往智利發展的村民即有600 人左右，成為遠近聞名的“智利村”。另據筆者對胡金維先生的訪談得知，除了鶴山的移民外，智利僑胞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廣州、東莞、肇慶、中山、江門等廣東其他地區，比如來自中山的就有700 人，主要居住在伊基克。

此外，浙江、江蘇、福建等省份也是智利華僑華人的主要來源地。以浙江青田為例，目前在智利的青田人約有600 人，他們都是2008 年后移民的。短時間內，青田人人數便在智利華僑華人中躋身第四。在智利的青田籍僑胞大都屬於家族化發展，約100 人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從事進口批發業務，其余約500 人分布在智利其他各地區，從事零售行業。

筆者2016 年對智利僑社的問卷調查也反映出智利華僑華人來源地的情況。從圖1可見，來自廣東的華僑華人約佔智利華僑華人的41.80%﹔浙江約佔兩成﹔福建略低，佔比6.11%﹔而來自於其他省份的比例達到了30.55%，說明除廣東、浙江等省份以外，智利華僑來源地比較廣泛。據筆者對胡金維先生的訪談得知，河北、山東、遼寧、黑龍江等省份亦有移民前往智利發展。

（三）聖地亞哥是智利華僑華人的主要聚居地

與早期華僑華人集中於智利北部礦區相比，20 世紀80 年代后，中國移民的移居地以首都聖地亞哥為主。從調查問卷反映的情況來看，接近75% 的華僑華人居住在聖地亞哥，伊基克的比例僅為3.54%，而其余22.51% 散布於智利阿裡卡、阿托法加斯塔、托皮科和比尼市等城市（見圖2）。

值得注意的是，華人最早進入的北部城市伊基克目前華人比例較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以聖地亞哥為主，另一方面也可能與相當一部分伊基克華人已經當地化有關。據估計，伊基克當地人口中的四分之一有華人血統，如今這裡仍保留著很多中國的風俗和習慣，比如當地語言稱呼中餐館為“其發”（廣東話“吃飯”），餛飩被稱為“完蛋”（浙江話“餛飩”）。時至今日，伊基克人仍對中國人十分友好，有時甚至當作自家人。曾任伊基克市常任副市長的愛爾奈思多·羅·卡拉斯就是廣東人后裔，雖然不會講漢語，卻認同中華文化。他數次自費來中國，追尋先人的足跡。

智利奉行對外開放、鼓勵國際競爭的政策﹔當地民眾追求享受，不注重資金積累和商業發展，這些都是華僑華人投資擇業時考量的重要因素。這決定了智利華僑華人在職業選擇上多數以經商為主，投資成本不高的中餐館和批發零售業等最為常見。

通過對智利華僑華人職業的調查發現，311 位受訪者中，從事餐館業的人數佔到33.76%，也就是說，每三個移民中就有一個從事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緊隨其后，佔32.15%，幾乎與餐館業不相上下﹔如加上進出口業從業比例的14.15%，從事商貿業的華僑華人則接近50%。可以看出，智利華僑華人有一半以經商為主。另外有16.40% 的僑胞從事其他服務行業，而從事旅游業、農牧礦產業及文化產業的比例則相對較小（見圖3）。

如以地域劃分，廣東移民大多以開餐館為業，而江浙一帶移民則以從事貿易為主。通過對各來源地華僑華人及其從事行業的交叉分析，亦可窺見這方面的特點。在311 位受訪者中，廣東籍華僑華人65.36% 從事餐飲業，其他服務行業佔15.38，從事批發零售業的佔12.31%，從事進出口業的僅為3.85%。而浙江籍華僑華人從事批發零售業則佔59.70% 的比例，另有20.90% 從事進出口業，從事餐飲業的不到3%（見圖4）。

據調查顯示，智利華僑華人所從事的職業，其服務對象84.57% 為智利當地民眾，僅有不到10%的行業面向華人自己。

（一）餐館業經久不衰

中國移民初到智利擇業時，成本不高、雇佣人手相對較少的餐飲業成為首選。這個職業特征在“老僑”中尤其明顯，他們來到智利后，大多選擇開餐館。20 世紀90 年代之前，在智利從事中餐業的基本上都是廣東人，如今，在開餐館的華人中，近七成仍是廣東人。僅聖地亞哥就有超過1000 家中餐館，其中像“龍鳳酒家”“遠東酒樓”“小熊貓餐廳”“紅棉酒家”等規模較大、比較著名的中餐館就有100 多家。智利中餐業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即大多數為外賣式的小餐館，有的隻有幾個座位，有的甚至沒有座位，主要供當地居民打包回家食用。相對於種類單一的智利餐，中餐品種豐富、精雕細琢，讓許多智利人贊不絕口。智利的中餐館多數已將中餐改良為適合當地人的口味，蒙古牛肉、炸春卷、炸餛飩等菜品和小吃大受當地人歡迎。據祖籍廣州的中餐館老板李國偉所言：“2000 年前來的華人，基本上都是到智利后白手起家的。而2000 年后來的，基本上都是帶著錢來的，在國內已經有些經濟基礎了。”早期廣東人在智利經營餐飲，利潤豐厚，毛利約有七八成。據筆者訪談時所獲得的信息，一般的家庭式外賣餐館，每月平均有2 萬~3 萬元人民幣的利潤，規模大一些的經營較好的餐館，月收入甚至達到二三十萬元人民幣。正是由於經營餐館業獲利頗豐，因而涌現出越來越多的中餐館，競爭也愈發激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餐館相對飽和的狀況，導致一些經營不善的中餐館陷入關門歇業的境地。

此外，由於中國與智利文化迥異，雙方生活習慣、衛生習慣有很大的差別，中餐館也常成為智利當局關注的焦點。在2011 年初，一家規模較大的自助餐廳被當地衛生局永久關閉，給投資者造成上百萬美元的經濟損失，后在華社的多方交涉下才重新開業。2016 年5 月，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區區（省）長法比奧拉·裡維羅斯和勞動部部長魯本·加哈爾親自帶隊到其管轄區內的小熊貓餐廳進行不符司法程序的檢查。此后，中國人在智利“販賣人口”（指高價賣簽証）、“半奴役”（奴隸勞工）、“販毒”、“偷渡”、餐廳有“老鼠”等負面報道在智利蔓延，對中餐業形象和健康發展帶來不良影響。

為幫助海外僑社更好地發展中餐業，作為海外“惠僑工程”八大計劃之一，2014 年國務院僑辦推出了“中餐繁榮計劃”，2015 年中餐繁榮網上課堂在西雅圖正式上線，2016 年海外“惠僑工程”中餐繁榮基地正式落戶揚州大學。2016 年春節前夕，國務院僑辦領導訪問智利期間，給智利中餐業帶來了一份大禮，中國海外“惠僑工程”中餐繁榮基地、智利華助中心、智利比奧比奧大區區政府和智利聖托馬斯大學四方共同簽訂框架合作協議，將在智利首都和比奧比奧地區分別建立中餐培訓基地。這將有助於智利中餐業的規范化發展，並有助於華社更好地在智利推廣中餐文化。

（二）批發零售異軍突起

較早移民的廣東人在餐飲業方面佔了先機，經營中餐館的“老僑”們通過艱難的資金積累，買地、建房，闖出了一片天地。但是隨著地價、房價的上漲，十年前花200 萬美元蓋的房子，現在投入500 萬美元也“搞不掂”。因此，2000 年以后到智利的江浙“新僑”大多經營進出口貿易和批發零售業。批發零售業接近90% 左右為廣東以外的華僑華人所有，這也是智利華人經濟的一個主要特征。

有些“新僑”在中國開設工廠如染織廠，商店就設在智利，貨品都是中低檔的。“新僑”多數集中在聖地亞哥市中心、中央火車站旁的商業街，從事百貨批發零售生意，貨品來自中國。以前，這裡隻有一座“中國城”，現在類似的中國城有好幾座，還涌現出“浙江城”、“溫州城”、“青田城”等商城。以這些商城為中心，中國制造的貨物輻射到智利全國各地。其中一座中國城，總共有90 多家店面，華人商戶有70 多家，主要從事針織品進口批發貿易。他們基本都於2009 年前后到智利創業，經歷了最艱難的創業初期，積累了五六年的銷售經驗，已經小有成就。還有一些華僑華人開始探索葡萄酒及水果進出口生意。

智利伊基克自由貿易區（Zona Franca de Iquique）是南美洲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在此也聚集著一些中國商人，自貿區的2300 家國際公司中，有50 家由中國人開設，另外還有400 家大大小小的華商店鋪。智利是第一個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也得益於華僑華人在中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中智兩國經貿呈現迅猛發展態勢。據中國駐智利大使李寶榮介紹：“2014 年，中智貿易額達到341 億美元，是2005 年簽署自由貿易時的5 倍。”智利是中國在拉美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已成為智利第一大貿易伙伴、出口目的地國、進口來源國和銅產品購買國。自由貿易協定簽署並實施以來，中智兩國貿易實現多元化發展，更多的中國優質產品進入智利市場，目前已有20 多個中國品牌的汽車行駛在智利的大街小巷，市場佔有率達到15%。與此同時，智利葡萄酒和水果在中國已家喻戶曉。智利是中國市場進口瓶裝葡萄酒的第三大來源地。目前，中國進口水果中98% 的藍莓、80% 的櫻桃、一半的蘋果和食用葡萄都來自智利。僅2015 年，智利便有7000 多頭奶牛和近千頭羊駝出口到中國。

（三）其他行業方興未艾

智利是個全方位開放的國家，如聖地亞哥的公共汽車可以進行國際招標，自然資源也可以自由買賣，這給有實力的智利華商帶來了機遇，如中國新移民胡為民用600 萬美元買下智利銀山銅礦。智利的工人喜歡享受，銅礦實行周薪制，每到星期五工人領了工資就去喝酒跳舞，爛醉之后星期一又重新開工。他們沒有儲蓄意識，也不想當老板，容易滿足。所以很多中國移民根據以上情況搜集當地及南美洲的產品需求信息，在中國投資設廠，建立自己在南美的產品營銷網絡。智利的勞工制度及民眾習性，是華僑華人甚少在當地投資設廠、多數從事商業活動的重要原因。

智利礦產資源豐富，氣候適宜農作物生長，與中國在礦產資源和農作物方面有廣闊的合作前景。智利華商總會因而瞄准商機，積極與當地政府展開合作。2014 年5 月，智利華商總會與智利第六大區33 個城市簽訂合作協議，這種由華商促成、中智商家相互提供合作項目的經貿合作方式，不僅有助於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也增加了該地區礦產資源和農作物對華出口，擴大了中智兩國合作空間，互利共贏，前景廣闊。2015 年，智利華商總會繼續深化這種合作模式，目前華商總會已經與智利當地100 多個市政府簽署了長期合作協議。

值得一提的是，在筆者訪談過程中接觸到一些僑胞，他們有相當一部分人涉足房地產業，其中有通過餐飲業發跡的“老僑”，也有從國內江浙一帶前往的“新僑”，他們大多數比較低調，但是他們未來在智利房地產行業的實力不容小覷。

三十多年來，智利的中國新移民在經濟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一些有實力的華商領導的僑團在幫助移民融入當地社會、推動族群友好相處及投身當地公益事業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華僑華人在智利也算“安居樂業”。然而，近些年智利經濟發展放緩、社會治安惡化等給智利華僑華人的發展帶來挑戰，同時智利僑社自身的文化傳承問題仍任重道遠。

（一）經濟環境惡化給智利華商的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

總體來說，智利華僑華人經濟的發展水平還是比較穩定的。智利經濟多年保持較快增長，其綜合競爭力、經濟自由化程度、市場開放度、國際信用等級均為拉美國家之首，被視為拉美經濟發展的樣板。但智利經濟結構單一、對外依存度高、能源短缺等問題較為突出。近些年，智利華僑華人面臨的最大困境莫過於智利經濟下滑、通貨膨脹加劇以及經營成本增加等，導致其生存發展面臨一些困境。

2014 年后，受智利經濟增速嚴重放緩影響，智利各行業都出現了2009 年以來前所未有的蕭條。許多華商都處於勉強維持經營或受貨幣不斷貶值而引起資金無形蒸發的困境中。雪上加霜的是，商場租戶還面臨著租金漲價的難題。2014 年9 月份起，聖地亞哥一家“中國城”的店租漲價，每家商戶根據店面大小漲租100~1500 美元（約漲40%）不等，臨街店面更要附加繳納2 萬~4 萬美元的使用權利金，而店鋪使用權僅有兩年。盡管逐年漲房租是商鋪租賃行業公開的“潛規則”，但其漲幅和霸王條款給剛到智利發展不久的華商帶來極大的生存壓力。

最近幾年，伊基克自由貿易區的ZOFRI S.A 集團和ITI 碼頭等管理公司任意提高各種收費標准，如倉庫合同到期后續簽需繳納高額轉期費、調高管理費和土地使用費，直接增加了投資人繼續投資的運營成本，以致自貿區約300 家華商不得不成立華商聯盟，組成律師團隊，控告ZOFRI S.A 集團和ITI 碼頭，以維護廣大華人同胞在自由貿易區的合法權益。

從接受問卷調查的華商反映的情況也能窺見智利當前經濟環境對華商的影響。受訪者中，認為智利目前的經濟“非常好，適合發展”的華商僅佔15.43%，而認為“不太好，事業有點艱難”的高達60.77%（見圖5）

盡管如此，在進一步對華僑華人在智利發展的意向進行了解時，還是有高達60.77% 的人表示會堅持留在智利發展，僅有1.93% 受訪者表示願意回國發展。不能忽視的是，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猶豫不決（見圖6）。這表明了智利華僑華人在面對智利經濟環境時的微妙心態，既承認在智利的事業發展有點艱難，但同時又認為留在當地發展對他們來說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二）社會治安不寧直接損害了智利華僑華人的利益

除經濟環境惡化外，智利華僑華人不得不面對當地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的局面。對此，智利華僑華人有非常直觀的感受。如圖7 所示，在311 位受訪者中，高達35.05% 的受訪者認為智利目前的治安狀況很差，而認為目前智利治安一般的也高達56.59%，這足以看出華僑華人對當地社會治安情況的失望。

智利社會治安惡化，其后果是近年針對華僑華人的搶劫案直線上升。一方面是被搶人數呈幾何式增長。據智利華商安全委員籌備會調查發現，被搶劫的僑胞人數從2010 年的1 名，遞增至2014 年的53 名，而2015 年前7 個月，便有137 名僑胞被搶。2015 年8 月，在伊基克更是發生搶劫華商1.27億比索（約合人民幣122 萬元）現金的重大搶劫案件。

另一方面，從涉案金額來看，2010 年1 名華商被搶損失400 萬比索（約合人民幣36400 元），到2013 年17 名華商被搶總金額增至1.078 億比索（約合人民幣98 萬多），2014 年53 名華商被搶總額達3.3901 億比索（約合人民幣308 萬元），是前一年的3 倍多﹔到2015 年137 名華商被搶金額高達5.31 多億比索（約合489 萬元人民幣）（圖8）。可見，這幾年智利華商面臨著不斷惡化的治安環境。盜搶案件的多發及金額的增多，既與此息息相關，也與華商自身的經營習慣密不可分，不少華商習慣攜帶大量的現金以逃避稅收，這也給了不法之徒可乘之機。

自2015 年下半年至2016 年，由於華社注重防范，智利僑社見諸報端的盜搶案件數量有所下降，但偶有發生，涉案數目卻很驚人。2016 年7 月份，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從事進口批發的華商白成（化名）家裡保險櫃被盜，丟失1.5 億比索現金、6000 萬比索支票以及護照等重要文件，損失慘重。同年11 月份，更是發生了華人酒店老板羅寶林在店內被劫匪槍擊身亡事件，引發2000 多名華僑華人到總統府向內政部請願，提交抗議書，要求嚴懲凶手。

另外，針對華商的盜竊、欺詐事件層出不窮。有些服務員甚至與“偽客戶”裡外勾結，偷盜橫行，手法千奇百怪，給華商的日常經營帶來了極大損失。

（三）華人社區文化傳承任重道遠

智利華僑華人數量相對不多，但由於新移民眾多，僑社在傳承和傳播中華文化方面面臨著諸多困難。盡管“新僑”對於后代接受中華文化教育有較為一致的認識，但他們大多處於創業初始階段，投入文化傳承的時間和精力有限。在311 名受訪者中，高達81.90% 的受訪者表示會“讓小孩學習漢語和了解中華文化”，但為了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和教育體系，他們隻能將孩子送到當地的西文學校學習，隻在周末的時間將孩子送到中文學校學習。

此外，智利僑社中文學校數量偏少，也客觀上影響著智利華僑華人學習中文的熱情。目前，僅在聖地亞哥智利智京中華會館設有一所中文補習學校，學校在中國國務院僑辦支持下成立於2003 年，現有學生120 多人，共設8個年級，招收6~17 歲的學童（插班生年齡不限），根據各學生的中文水平插班學習。學校每年分兩學期開課，第一學期通常為每年3 月至7 月，第二學期為每年8 月至12 月，逢周六中午12 點至下午4 點授課。教學內容除了漢語拼音、中文綜合、中國文化綜合、中國文化歷史地理常識等基礎課程外，還有手工圖畫、舞蹈武術及舞龍舞獅等中華才藝。

在華文媒體方面，智京中華會館辦有會員通訊雜志《旅智華聲》。成立於1981 年的智利華僑聯誼會，以台灣僑胞為主，也辦有小報《智利僑訊》和一個中文學習班。智利華商聯合總會起初辦有《智利華商報》，后來更以電子版的形式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智利華社較為注重“網絡社區”建設，辦有相關智利中文網、智利華人網、智利華商總會網站等較為活躍的網站和微信公眾號，其他中醫保健、文化宣傳等微信群也是智利華僑華人廣泛運用的文化傳播手段。

可喜的是，華社在中國駐智利使領館、國務院僑辦等部門的支持下，在智京中華會館、智利華商聯合總會等社團的引領下，愈發重視開展華文教育、興辦華文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積極推廣中餐文化和中華文化，這無疑給智利華社傳承中華文化帶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