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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留蘇學人及其視野中的“蘇聯形象”
李斌斌
2018年06月13日08:54  來源:中國僑聯

作者簡介

 

張建華,男,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俄國史、蘇聯史和中俄文化關系史研究。

(本文摘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

 

西學東漸,留洋採箐,是鴉片戰爭后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大潮流。繼留學日本、歐美之后,留學蘇聯是這一浪潮的延續。與前兩者不同,留蘇學人除認同蘇聯在科學教育方面的先進性之外,還認同蘇聯所代表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的先進性。關於中國人留學蘇聯的歷史,國內外學界已有相當研究,但涉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留蘇的論著明顯多於關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留蘇的題材﹔研究重點一般放在國共兩黨與蘇共和共產國際關系、留學生與中國革命、兩國政府間留學政策等方面。A20世紀0至60年代,有8000余名中國留學生在蘇聯的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明斯克等城市學習和生活,這是中蘇兩國歷史上最正式、最規范和持續性最長的文化交流行為。筆者認為,留蘇學人在溝通中蘇民間關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和特殊的角色,這一規模龐大的群體將其對蘇聯的親身感受直觀地傳遞到國內,成為中國人了解蘇聯的重要途徑,由此構成一種特殊渠道形成的“蘇聯形象”。

 

一、留學俄蘇之興起

 

(一)清朝時期的留俄

有清以來,中俄兩國自17世紀中期開始正面交往。因國界相鄰、流民往來、經貿漸盛及侵佔我土,俄國成為清政府首批交涉國家。

 

始建於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的俄羅斯文館是中國最早公立的外國語學院。按照清政府設制規定:俄文館的“學生學成后,或派往中俄邊界充任翻譯,或進理藩院供職,或留俄羅斯文館充任教習”。1861年,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京師同文館作為其附屬學校同時開立,陸續設立了英文館、法文館、布文館(德文館),亦包括因襲前制的俄文館。地方如湖北、新疆、吉林、黑龍江等地也設有俄文書院或學堂。

 

1899年,京師同文館學生張慶桐、傅師賢、陳瀚、郝樹基受清政府派遣赴俄,這4人成為中國派往俄國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其中,張慶桐被派往彼得堡法政大學留學。1905年12月,張慶桐從彼得堡給仰慕已久的列夫·托爾斯泰寫信並送他梁啟超所著《李鴻章——中國40年來大事記》。張慶桐在書的扉頁上恭敬寫道:“謹以最虔誠的敬意,致俄土之上的偉大作家。1905年12月1日,彼得堡。”托爾斯泰非常高興地回信寫到:“在我整個漫長的一生中,我幾次見過日本人,可一次也沒有見過中國人,也沒有機會和任何一個中國人有過來往。”

 

據統計,1899年后清政府和地方各省向俄國派遣官費及自費留學生共40多人。這種留學生派遣規模相對赴歐美及日本的留學生可謂鳳毛麟角,但正是這批先行者將俄羅斯風土民情乃至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到中國。著名學者和革命家張西曼於1912年赴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考察,閱讀了正在秘密傳播的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著作。張西曼在《十月革命怎樣地感召了我》中寫道:“十月大革命感召了我,使我能不畏任何艱難阻險,成為中國民族解放和民主憲政運動中的一戰士,成為促進中蘇永久友善和溝通中蘇文化的前驅,雖然我精神仍在痛惜中國民眾未能及時克服帝國主義和封建殘余的繼續作祟。然而我仍要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節操,追隨中國革命群眾之后,在革命三民主義的大旗下,完成民族解放和民主憲政的任務。”張西曼回國后,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創立了秘密的社會主義研究會。

 

(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留蘇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運動相繼爆發后,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進步青年中得到廣泛傳播,相當多的中國青年萌生了去蘇維埃俄國學習的想法,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充滿了好奇與向往,“中國學生到‘俄國去看看’!說得恰當一點:在我們方面,是要去學習蘇俄革命的理論與經驗,取其長,去其短,發揮到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上來。”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聯名發表《孫文、越飛宣言》,這一宣言的發表標志著孫中山代表的國民黨與蘇俄的聯盟宣告成立,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政治指導思想。

 

1925年9月籌備成立的孫中山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трудящихсяКитаяимениСуньЯтсена)即是中國國民黨與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全面合作的產物,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10月7日,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六十六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山大學,隨即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展開留學人員招募活動。在廣州的留學生招募是公開進行的,這裡招募的學員90%以上都是國民黨黨員﹔而上海、平津等地的招募由於軍閥戰爭原因隻能秘密組織,由中共黨組織進行推薦,此三處招募的學員多為共產黨黨員。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中,第一批中山大學學員共計340余人分別從廣州、上海等地出發,陸續於1925年底及1926年初到達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開學典禮由托洛茨基主持並發言,與會者“不論是參加開學典禮的俄國人還是中國的學生,無不為之感到振奮。大廳披上了盛裝,列寧和孫中山像分別挂在大廳兩側牆上兩國國旗下”。

 

中山大學從建立到結束雖然隻經歷了短短五個年頭(1925—1930),但卻留下了深遠影響,中山大學“在中國留蘇教育史中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總共接受了來自國共兩黨的859名留學生”,“其畢業生多數在國共兩黨擔任要職,如中共一方的鄧小平、張聞天、楊尚昆、葉劍英、烏蘭夫、林伯渠、董必武、伍修權、陳紹禹(王明)、秦邦憲、王稼祥等,國民黨一方的蔣經國、鄭介民、鄧文儀、張鎮、谷正綱、谷正鼎等,他們的留學生活對其日后的政治活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五六十年代的留蘇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趨同,以及復雜國際形勢的推動,中國政府在外交上採取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在文化教育領域,“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等理想推動了留蘇浪潮的興起。

 

(一)   留學人數

 

從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與蘇聯外交部副部長普希金正式簽訂“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蘇聯高等院校(軍事院校除外)學習之規定”,從1951年8月13日中國政府首批正式派遣375名留學生赴蘇算起,至1964年最后一批學生派出,在14年間總計有8357人赴蘇留學。具體年份及派出人數和類別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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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14年的留蘇學生群體主要以高校大學生和研究生為主,他們學習蘇聯的科學文化知識,目的在於為新中國建設貢獻知識力量。這一留蘇浪潮為中蘇兩國間最正式、最有計劃和持續性最長的政府行為,無論從派遣學生的規模、所學專業的門類、學習和居住地域還是接收規格和實際效果而言,都是滿清和民國兩個時期無法相比的。

 

(二)   留學類型

 

1951年10月15日,張聞天從莫斯科給中共中央遞交的報告中表示:“現在蘇聯的留學生,共計609人。其中包括下列各方面:1.今年新來的留學生375人,其中副博士學位研究生136名。分布於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喀山、薩拉托夫、諾沃契爾卡斯克等6個城市﹔2.軍事留學生:海軍留學生53人,在列寧格勒﹔空軍留學生30人,在莫斯科。青年團留學生22人,在莫斯科。東北工業實習團88人,分散在庫茲涅茨克、頓巴斯及其他各地工廠。老留學生,多系干部子弟,其中有蘇聯籍19人。”由這段史料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留蘇學生主要有四種類型:

 

第一,20世紀20—40年代派駐蘇聯的“老留學生”,共計44人。其中包括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留學生或其子女,他們或因國民黨政權反共無法歸國,或因抗日戰爭爆發導致路途阻斷而滯留在蘇聯﹔30年代中共中央將革命后代通過各種途徑56派往蘇聯伊萬諾沃國際兒童保育院、瓦斯基諾國際兒童保育院和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保育院就學﹔1948年,經中共中央批准,由已經全境獲得解放的中共東北局負責組織、培訓和派送了21位中共領導人和烈士的子女去蘇聯學習。這21個年輕人,19人是中共黨員,根據上級要求成立了黨支部,直接歸中共東北局領導。這個黨支部的代號即為“4821”。這21人赴蘇之前,中共東北局在哈爾濱國際俱樂部為他們開了一個餞行會,中共東北局副書記李富春代表黨組織講話,對他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一是必須刻苦學習,圓滿完成學業﹔二是要根據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的需要選擇水電、經濟、航空、地質、輕工業等專業﹔三是留學期間,要集中精力學習,不准談戀愛。除2位學生病休回國之外,其他19位學生都以優異成績完成在蘇聯的學習任務,於1954年前后回國工作。

 

第二,向蘇聯中央團校派遣、旨在培養青年干部的“團校留學生”。應蘇聯團中央的邀請,經黨中央批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從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學生共152人。他們在蘇聯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哲學、聯共(布)黨史等政治理論知識。

 

第三,根據中蘇合作項目以及蘇聯援建項目的需要,派遣學生赴蘇學習工業技術和管理經驗。例如根據“一汽”項目及“關於中國公民在蘇聯高等學校學習之協定推廣到‘中蘇石油’及‘中蘇金屬’兩合股公司事”的派遣人員,以及新疆中蘇石油公司、中蘇有色金屬公司的留蘇人員都屬於此范疇。

 

第四,由中央軍委單獨選拔、單撥名額的“軍事留學生”赴蘇入讀蘇聯各軍事院校,包括陸、海、空軍留學生。

 

需要指出的是,根據中蘇簽訂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蘇聯高等院校(軍事院校除外)學習之規定”,通過“組織保送和公開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選拔出來入讀蘇聯普通高等院校的大學生、研究生和進修生,才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留蘇學生中的最大群體。

 

較之於“老留學生”、“團校留學生”、“軍事留學生”和“企業留學生”,普通高校留學生多是通過層層考試選拔上來的優秀學生,來自於不同地域、各行各業、各個學科,大多出身於普通家庭。普通高校留學生由於學科分布廣、學習年限長,更能夠充分感受蘇聯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而不同的學科背景和學習經歷,在這一特殊群體的視野中培育了不同視角的“蘇聯形象”。

 

(三)“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1957年11月,毛澤東主席率中國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禮堂接見中國留學生代表。留學生們回憶:“11月17日,星期日。莫斯科的我國留學生和實習生都集合到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來聽我國代表團團員陸定一同志關於國內情況的報告。這天來的人特別多,大約有3500人。陸定一同志的報告到下午3點才結束。下午6點鐘,毛主席和中國代表團團員鄧小平、彭德懷、烏蘭夫、楊尚昆、胡喬木等同志由劉曉大使陪同來到了莫斯科大學。毛主席走到講台的前沿,從左邊走到右邊,向大家招手致意,這時台下出現了一片手的波浪,大家都舉起了手來向毛主席歡呼致意,暴風雨般的掌聲和歡呼聲一直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才逐漸靜止下來。”

 

毛澤東對留蘇學生的講話中,有一段非常著名:“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對於毛澤東的鼓勵,一位在現場的留蘇學生記錄了其親身感受:“1957年在莫斯科聽毛主席講話時,我20歲整,1997年在北京追憶這個講話,已是花甲之年。40年光陰足以使一個人擁有回首青春的資本,但這是以曾經擁有的青春資本的喪失殆盡為代價的!然而,韶光易逝、青春不駐,這僅是對我們每一個個人而言。隻要地球旋轉,應有冬去春來,就可朝花夕拾,就永遠存在‘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歸根結底,毛澤東寄托希望的‘你們青年人’,乃是‘無窮匱’的子子孫孫,乃是無窮無盡的永恆青春。我感到幸福的僅僅是毛澤東的這句永遠年輕的語錄,能讓我幸福地想那個1957年11月17日,能讓我想到我也曾經年輕過。”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話語對眾多留蘇學生的人生選擇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三、蘇聯形象的“正面”與“背面”

 

(一)獨特的自然與地理條件

 

蘇聯地跨歐亞兩大洲,從東到西橫跨11個時區,從北到南縱跨常年凍土帶、寒帶、溫帶和亞熱帶。在中國留學生的眼中,蘇聯的一切都是新鮮的,然而,踏上蘇聯土地后,給他們印象最深的還是蘇聯獨特的自然氣候和地理條件。

 

中國留學生對蘇聯漫長的冬季幾乎都不習慣。以莫斯科為例,一般10月初就下雪,第二年“五一”節后才開始融化。因靠近北極,列寧格勒每年都要經歷極夜與極晝(白夜)的特殊氣象。“已經是深夜12點了,天色仍不暗,只是灰蒙蒙的,太陽還在這邊沒有落下。”“天氣已到午夜,稍微黑暗一陣就又亮了。”

 

留學生們發現,由於冬天經常降雪,天氣非常寒冷,道路上有積雪或結冰,為了行走安全,也為了保持室內清潔,人們外出時,在鞋外都套上一雙橡膠鞋套(留學生們按其俄文發音Галоши將其翻譯為“卡樓濕”),既可防止走路滑倒,又可保護皮鞋,入室前才在衣帽間裡脫去這雙套鞋。但同時讓中國留學生們驚嘆的是,即使氣溫低到零下40多度,蘇聯婦女仍然穿著裙子,因為蘇聯的風俗習慣認為,隻有品行不端的女人才像男人一樣穿褲子。

 

寒冷的氣候培養了蘇聯人豪爽的性格,同時為了驅寒取暖,也養成了蘇聯人愛喝烈酒的習慣。一位留蘇學生回憶:“回到宿舍,看到桌子上放著一大瓶伏特加酒,斯拉瓦舉起酒杯,一口氣把半杯酒喝完了。我隻喝了一口就放下了,伏特加酒實在是太厲害了,又辣又沖!我從來沒有喝過這樣多的酒。從此,我和蘇聯人在一起也能喝上幾口了。”

 

(二)便捷的交通設施

 

當時中國留學生赴蘇均要乘坐從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特快列車,需要在火車上度過九天九夜。從北京或哈爾濱出發,經過兩晝夜或一晝夜的行駛,首先到達中國的邊境城市——滿洲裡。列車在這裡停留一小時,蘇聯海關和邊防人員上車檢查和驗照,辦理入境手續。然后把列車開到調車場,給車廂換車輪。這是因為“我國使用國際通用鐵軌,軌間距為1435毫米,而蘇聯沿襲俄國舊制,軌間距為2000毫米,因此需要將每對車輪的間距進行調整,以與軌間距相適應。蘇聯車體,鐵軌加寬,行使平穩,人員定額減少三分之一,活動空間增大,相比中國車體,環境明顯改善。”同時,列車工作人員也都更換為蘇聯人,每日三餐也開始吃俄餐。進入蘇聯境內后,“人是蘇聯人,字是俄文字,街上是稀落的木屋,連狗也與中國的不同,一片異國情調,一切都在突然間變得陌生起來。”之后,列車出境至蘇聯邊境站——奧得堡站。“過境時,進行了衛生檢疫,每人都注射了一針。蘇式注射器管長且粗、藥量大,這一針使我腰酸腿疼全身難受,如同大病一場。”而后,列車便進入了西伯利亞地區,這是一片片廣袤的原始森林,人煙稀少而荒涼,但途中可以目睹著名的貝加爾湖。經過近8000公裡長途旅行,列車最終駛進終點站——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爾車站。

 

此外,蘇聯城市內部便捷的公共交通設施,給中國留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莫斯科地鐵分上中下三層,可供三條不同線路的列車在此交叉換乘,莫斯科有七八條直通線和一圈環形線彼此交叉。隻要進入地下線網就可換乘全市任何一個地鐵站,方便快捷,票價低廉,地鐵每天運送全市半數以上的乘客。”“莫斯科的地鐵站就像一座藝術的殿堂,每個車站都有雕塑、繪畫和華麗的燈具等,而且每個車站的裝飾裝修都不相同。”

 

(三)   深厚的文明素質

 

蘇聯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質都很高,“在大街上,看不到痰跡、看不到紙屑、煙頭等,也沒有見到行人隨便吐痰、隨便丟棄廢物的。在公交車上,當老年人上車時,青年主動給老年人讓座,當婦女上車時,男性公民主動給她們讓座﹔俄羅斯人很講究儀容,不分貧富都非常整潔。皮鞋擦亮、褲線要熨直,頭上及身上不准有頭屑。”此外,蘇聯人認為干擾和妨礙別人是一種不文明、不道德的行為,因而從不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大吵大嚷。在影劇院等公共場所,衛生狀況極好,一般散場時地上沒有一點紙屑和雜物。總之,蘇聯人的教養體現於舉手投足之間,體現於細節之中,諸如進入別人房間一定要先敲門,排隊購買商品很少有加塞者,注重儀表,尊重婦女等等,已經潛移默化成為一種習慣。

 

在蘇聯,不論大小城市,還是鄉村小鎮,都有無數的博物館和紀念館,該城的歷史和發展都歷歷在目。普通蘇聯人都很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在公共汽車和地鐵裡手捧書刊,埋頭讀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周末,人們經常去看電影和聽音樂會。對於蘇聯人而言,“影劇院被視為展示人們文明的地方,蘇聯人把進入影劇院看作是一次文化社交活動,都穿上自己最喜愛的服裝,打扮得整整齊齊。”而留蘇學生在赴蘇前,也都經歷了專門的欣賞音樂、欣賞繪畫、學跳交際舞等培訓。在每年的假期,通過學校組織的在莫斯科紅場、列寧墓,列寧格勒的冬宮、夏宮、以及十月革命發源地“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等地的旅行參觀,也了解了俄羅斯深厚的文化、歷史、藝術背景。

 

(四)   不同的觀念習俗

 

中國留學生感覺較之於中國勤奮的工作、生活態度而言,蘇聯人更注重享樂和休假,注重生活品質:“在中國生活就是工作,是永不停止的奮斗。而蘇聯人的生活更加多彩,除奮斗之外,還全面地去享受生活。”“蘇聯人,都很看重休假。他們每年都享受帶薪休假。常常全家人一起到海濱和名勝之地,或去療養院度假”,“(莫斯科居民)在郊區都有一座別墅,周圍空氣新鮮,環境優美,周圍小溪流淌,地上長滿綠草、野花,在附近森林裡採蘑菇,吃野餐,盡情地游玩了一天,體驗了莫斯科人郊外的假日生活。”中國留學生經常受邀到蘇聯家庭做客,他們為普通蘇聯人的居住條件而感嘆,“幾十平方米的大客廳寬敞明亮,牆上、櫃中擺放著高雅的工藝品和油畫,衛生間、洗浴間齊備。還有一台我第一次見到的電冰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家庭中可不多見。”

 

相比中國單調和保守的服飾,蘇聯人的服飾更為色彩斑斕和花樣豐富。“男人們個個西裝筆挺,襯衣平整無皺。婦女的服飾則更具風採,幾乎都是穿著連衣裙或西裝套裙,花色各異,色彩斑斕,她們追求服飾的個性化。”

 

蘇聯人性格上的豪爽和奔放還表現在對待感情問題上,“蘇聯青年在休假期間常在晚上幽會,那時我們中國青年對此看不慣,但他(她)們卻視為平常。”在對待男女問題上,蘇聯人不像中國人看的那麼涇渭分明,相對來講比較開放。在蘇聯,“和婦女一起並肩走路時,一定要挎著她的胳臂,如不這樣,則被視為沒有禮貌、被認為是沒有教養的人。”

 

蘇聯人不論男女老幼,對於革命領袖、民族英雄和革命歷史都懷有深深的尊敬之感,中國留學生們看到:“列寧、斯大林墓前經常擺放著蘇聯人民敬獻的鮮花。有的青年男女還在墓前舉行結婚典禮。”“當時的蘇聯人對列寧和斯大林充滿著崇拜。電影和小說將其神話為偶像﹔在公園、廣場等到處都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塑像﹔許多工廠、學校、電站等都以他們的名字命名”,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我們從廣播中聽到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當時全校一片哭聲。兩天后,學校通知中國班學生去莫斯科圓柱大廳向斯大林遺體告別。”在經過幾道關口和層層審查之后,“進入大廳后,我們看見斯大林安詳地仰臥在鮮花叢中,我們向他行鞠躬禮,含淚瞻仰了這位偉人的遺容。”

 

(五)   蘇聯人不關心政治

 

中國留學生既發現了蘇聯社會鮮艷亮麗的一面,也看到了蘇聯人日常生活及其消極的一面。

 

對於初入蘇聯的中國留學生而言,出發前在聽慣了關於蘇聯人民政治進步之類的宣傳,但是到了蘇聯之后發現“蘇聯人並不像電影裡所描繪的那樣,他們對政治很冷淡,很少談論,對國家大事也是一聞了之。學校裡沒有政治學習制度,也沒有專門的政治學習時間。國內外發生了大事也從不專門組織學習討論,反應十分冷淡。”在留學生看來,此時蘇聯社會的政治氛圍並不濃厚,“學生一般都比較貪玩,在政治上毫無要求,學生中沒有黨的組織,也沒有黨的活動。學生活動主要由共青團負責,而團的生活一般是文娛活動,沒有日常思想教育,更沒有國內的‘批評會’等會議,也沒有努力表現要求進步的概念,在日常生活學習中,政治距人們很遙遠。他們對政治對國家大事都漠不關心。”蘇聯的低生育率,造就了大批的獨生子女,“蘇聯同學大部分為獨生子女,又是在較優越的環境中長大的,很少會照顧和關心別人,也不把幫助我們作為己任,下了課就去游逛,常常是深夜12點后才回宿舍,交談時間很少。”

 

(六)   婦女能頂半邊天

 

由於衛國戰爭犧牲了大量的青年男性,以及俄羅斯民族較低的生育率,因此蘇聯出現了一個主要社會問題——男性勞動力缺乏,許多本該由男性承擔的重體力活轉移到女性身上。“鐵路維護工作多數由女工承擔,她們一個個都粗粗壯壯地拿著鐵鎬干活。也許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中年婦女顯得特別多。這種情況,在西伯利亞鐵路沿線都差不多。”農村同樣缺乏青壯年勞力,因此每到農忙季節,都要從城市臨時抽調大批人力給予支援。蘇聯政府還大力推行獎勵生育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評選“英雄母親”。

 

(七)   等級差距與分配懸殊

 

當時蘇聯社會存在著等級差距和分配懸殊的問題。留學生筆下記錄了一位衛國戰爭英雄的抱怨:“你們到莫斯科最豪華的特殊商店去看看吧,金銀珠寶、高級服裝、外國昂貴的消費品什麼人去買?工人、農民、教師買不起,就是那些黨政軍高干的夫人、小姐買得起,賣得再貴,她們也能買。蘇聯有一個特權階層,隻顧自己過幸福生活,不顧人民的疾苦!”

 

(八)   蘇共二十大后出現新變化

 

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及新領導集體推行了政治改革,這一重要變化自然反映在留學生眼中。一位留蘇學生對於這種政治環境變化的體會是,“政治上提倡公開化,以往保密的許多資料都解禁了。”在赫魯曉夫“政治解凍”背景下,蘇聯社會確實出現了新氣象,“沒有政治運動,也沒有名目繁多的政治學習。”

由於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人們逐漸從對斯大林的崇拜中吸取了教訓,不再輕易崇拜任何人。“在短短幾年間,蘇聯人對待領袖的態度竟然發生了如此驚人的變化,從虔誠崇拜的偶像,變為肆意嘲弄的對象。”

 

在“政治解凍”背景下,蘇聯社會的精神生活也趨寬鬆了。盡管蘇聯政府大力宣傳無神論,但是還有相當多的人以各種方式參加東正教活動。“每逢禮拜日我們看到許多蘇聯人——大人小孩都有,據說還有共產黨員——到教堂做彌撒。這種現象在蘇共內部曾討論過(最后將其定性為):這在蘇聯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神學信仰。他們去教堂是為了尋求一種精神上的安慰,這實際成了一種慰藉心靈的生活方式。蘇聯黨和政府既不干涉,也不提倡。”

 

但是,由於赫魯曉夫等領導人在改革中表現出的急躁冒進等問題,特別是對斯大林全盤否定使蘇聯人民難以從感情上轉變過來,在蘇聯社會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一位留蘇學生的記述可以反映出這一情況:“教授聯共(布)黨史的教師是格魯吉亞人,斯大林的老鄉,常常在講課時流露出對赫魯曉夫的藐視。”“聯共(布)黨史老師對斯大林很有感情,不同意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他不滿意(將斯大林的話改為‘黨說’),感到很別扭,所以多次講課完后總是兩手一攤,聳聳肩膀,嘿嘿地笑著說:其實我講的‘黨說’都是斯大林說的。”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對於蘇聯國內、社會主義陣營乃至歐美國家都產生了石破天驚的影響,繼而中蘇黨際關系和國家關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同樣反映在中國留學生與普通蘇聯人的日常交往過程中。一位留蘇學生回憶:“我有一個學中文的蘇聯同學叫季馬,后來季馬偷偷地告訴我說,中蘇之間有了分歧,他哥哥是現役軍人,以后不能再和中國人來往了。”

 

而那些極少數已經獲得蘇聯國籍的中國人,在中蘇關系緊張之后,也變成不為蘇聯政府信任的人了。一位同蘇聯姑娘結婚的中國留學生回憶:“我雖然加入了蘇聯國籍,與蘇聯公民結了婚,又是老蘇共黨員,在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任副所長,按理說應當得到信任、有職有權,但實際上是挂個名,任何重要的事都不讓我知道,更不用說參與了,特別是中蘇關系變壞后,就更沒法說了。”

 

對於中國留學生而言,目睹了一些蘇聯社會存在的問題和負面現象以后,思想上的激烈碰撞促使他們去冷靜地觀察、思考和分析眼前的蘇聯,他們意識到“我國過去關於蘇聯的宣傳存在著片面性,不夠完全地實事求是,隻說好的,不說壞的,把它理想化、完美化”。

 

四、結語:歲月有痕

 

普通層面和個體之間的跨文化交流與認識,關鍵在於其直接性和細微性的特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留蘇學人以其個性化視角,對蘇聯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進行了全方位的感知,他們以親身經歷和思想激蕩后形成的深刻認知,猶如百川匯流,建構起更加直觀和真實的“蘇聯形象”,並且通過各種渠道將這種“蘇聯形象”傳遞到國內。

毫無疑問,中國留蘇學人這一特殊知識群體的“蘇聯形象”飽含著濃郁的“蘇聯情結”,但也蘊含著更加深刻的理性思考。他們學成回國后,將這種特殊經驗運用於日常工作和個人生活,運用於看待國際政治和中蘇關系,對中國人構建蘇聯形象產生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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